年關漸近，又到總結得失的時候。
1月19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經初步核算，201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67670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9%。
這一數據公布前后，對中國經濟2016年、2017年增長的關注和討論的熱度達到巔峰。從國內各大論壇到冬季達沃斯，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這一過去30年來的巨型經濟增長引擎未來兩年的表現。
盡管國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經濟會在2016年或者2017年觸底反彈，但悲觀的預測亦有，認為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增長僅有5%甚至更低。
就在國家統計局發布2015年GDP數據的前一天，也即1月1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指出，中國經濟面臨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經濟發展面臨速度換擋節點、結構調整節點、動力轉換節點。
“在2015年，宏觀經濟結構的很多方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同時，還面臨著很大的一些挑戰：傳統的產業產能過剩問題的凝聚，新興產業雖然仍然呈現出高增長態勢，但是要完全替代舊產業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對于習近平總書記為何在2016年年初提“速度、結構、動力”三大關鍵詞，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這樣解讀。
劉元春認為，在宏觀政策把握好的前提下，中國經濟增長完全有實現6%-7%的中高速增長的潛力。但他同時認為，宏觀政策本身也是決定一個經濟體增長潛力的重要因素。對于2016年、2017年的中國經濟來說，強調這一點似乎顯得尤為重要。
除了對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向持樂觀態度之外，劉元春對近期引起經濟學界熱議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亦有比較深入的思考。
“供給側改革的窗口期，只有2016和2017這兩年。”劉元春說，“整個中國經濟體的改革進程正與債務擴散、企業盈利能力變化等因素賽跑。”
供給側改革的“窗口期”這個說法，源自于2016年新年伊始時，《人民日報》刊發權威人士論經濟的《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文。權威人士指出，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則過得了初一過不了十五，“結果延誤了窗口期”。
劉元春認為，2016年穩增長壓力確實很大。一是因為外部沖擊加大，內部還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清除僵尸企業，要對很多債務進行清理。如果要淘汰過剩產能，很多的企業都要關閉，產生大量的下崗職工。因此今年是遭受內外夾擊的一年，
劉元春說，2016年經濟增長的底線有3條：第一，是不能出現大規模失業潮；第二，政府的運轉要保持相對穩定—過度的增長下滑會導致財政過度下滑；第三，各類企業不能夠因為債務的過度清理，導致支付危機和流動性危機。
“穩增長”是今年宏觀經濟調控的核心目標
時代周報：你如何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經濟發展面臨速度換擋節點、結構調整節點、動力轉換節點”這三個“節點”？
劉元春：速度換擋節點，是指從過去的一個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平穩轉換。2016年，面臨經濟增長速度轉換過程中的下行壓力加劇，原因就是我們所看到新時期力量和周期性力量的疊加、內需力量和外生性力量在疊加，而傳統性力量和改革性的因素也在變化。
因此，“穩增長”會是2016年宏觀經濟調控的一個核心目標。但是這個“穩增長”不是簡單的速度的穩，而是要讓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處于一種相對可控的狀態。
結構調整，指的是中國面臨的從過去這一個傳統的增長模式，要從傳統的粗放型的增長模式，向盈利性增長模式進行很大的轉換，這個轉換實際上從2008年已經全面展開。
國家把這一調整作為目前“十三五”規劃的核心問題—當然，在“十二五”期間也涉及了穩增長、調結構，也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目前我們看到，2015年，宏觀結構的很多方面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同時，還面臨著很大的一些挑戰：傳統的產業產能過剩問題的積聚，新興產業雖然呈現出高增長的態勢，但是要完全替代舊的產業還需要一定的時間。
因此，2016、2017年將成為結構調整的一個重大的攻堅期間。
對于動力的轉換這一點，我們會發現，全球化紅利、工業化紅利、制度紅利，以及我國的人口紅利都出現了遞減的態勢—而新的工業結構還沒有完全展現，這一塊圍繞工業結構所面臨任務的很艱巨。我們要用“創新”來構建新的工業結構。圍繞創新已經展開了很多的工作，十八大提出了創新驅動戰略，同時通過人口增加的調整和人才戰略的重新定位，來培育人力結構為主體的人口紅利。
但目前很重要的情況是，新的增長動力還不能完全匹配新的增長需求，呈現小馬拉大車的增長狀況。因此創新協調上還需要進一步做工作。
潛在增速能維持在6%-7%
時代周報：冬季達沃斯年會上，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教授、“末日博士”魯比尼在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年會表示：“到2020年前，中國潛在GDP增長率不會高于5%。中國經濟會顛簸式著陸，市場也會慢慢恢復平靜。”你如何看待這一說法？
劉元春：這個說法只是一家之言，沒有科學依據。“潛在增速”，從理論上來講只是事后測算的產物，這類很多的預測，特別是對中國的預測往往是不準確的。歷史上，比如1997年、1998年，很多國際學者也認為中國的潛在增速就是在7%，但是我們新世紀的平均增速10%，打破了這些預期。
圍繞著中國的情況改革來調整經濟，那么我們的潛在增速完全能夠維持在6%-7%這一合理區間上。
因此，潛在增速的高低不是先驗判斷，而是隨著一個國家的資源稟賦，隨著制度安排，以及宏觀政策的調控，形成的內生性的產物。從中國的歷史經驗和目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和發展空間來看，過高或者過低的估量中國潛在增速都是有問題的。
在政策制定中，也不能簡單地按照這種在理論和邏輯上依然存在很多問題的預測作為標準。
時代周報：對中國來說，政策會如何影響潛在經濟增速？
劉元春：如果政策把握不好，導致經濟出現比較大的下滑，潛在增速很可能在危機的沖擊下下降，使得一次短期沖擊變成一種長期性的損失。
如果政策上把握得不錯，比如說在資本積累上、在人力資本或者協調配制上，以及在技術創新的激勵上，都做得不錯，我們就會發現國內資源利用效率提升，技術創新會進一步發揮它作用。
也就是說，潛在增速雖然是一個中長期的效應，但是如果我們在短期內不作為，短期有效需求出現短缺，市場出現紊亂，那么它必定會導致中長期的供給下降，從而導致潛在增速下滑—導致中長期經濟非常簫條。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短期內有所作為，扎扎實實地按照目前的結構、特征規律、問題來出臺政策，來解決我國經濟的問題。
時代周報：你對今年和明年的經濟增速有何預期？
劉元春：今年經濟可能還會有較大的下滑壓力。我們預測GDP增速會在6.6%左右。
2017年經濟增速有可能還會繼續放緩。但是否會真的放緩，要取決于幾大因素，第一，新生經濟體動蕩到底要持續多長時間；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展的程度和深度。
如果經濟相對穩定、供給側改革在今年運轉得還不錯，那2017年經濟探底將會趨緩，到2017年末出現一個小幅反彈，步入復蘇期。
2016年是一個內外夾擊之年
時代周報：2016和2017這樣兩個特殊年份，就是宏觀政策是否比其他年份更重要？
劉元春：當然。宏觀政策主要是以解決短期波動為主，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針對資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兩者不能截然分開。
2016年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經濟短期能不能相對穩定，避免出現局部或者全局性風險，和系統性配置資源的問題，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是我們要在穩定基礎上，要穩中有進，穩中有創新，穩中調結構。也就是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不能全面推進，我們的五大戰略任務(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能不能如期推出，并且取得成效。
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前提條件，宏觀要穩，社會要托底，這些都很重要—但首先是要穩增長，不要出現大規模失業，不要出現系統的風險。強調底部管理，都保持在區間上合理就可以。了
時代周報：2016年穩增長壓力是否非常大，中央還有足夠政策工具嗎？
劉元春：穩增長壓力確實很大。主要原因是因為外部沖擊加大，內部還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清除僵尸企業，要對很多債務進行清理。如果要淘汰過剩產能，很多的企業都要關閉，產生大量的下崗職工。因此，2016年是一個內外夾擊之年。
目前來看，宏觀政策方面已經確定三條，第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出臺；第二是中央推出靈活的貨幣政策；第三就是宏觀的監管要全面發力。幾個方面都是要配合相應目標的，即幾大政策來配合五大攻堅戰。
時代周報：2016年經濟增長的底線是什么？
劉元春：第一，是不能出現大規模失業潮；第二，政府的運轉要保持相對穩定—過度的增長下滑會導致財政過度下滑；第三，很重要的一點，各類企業不能夠因為債務的過度清理，而導致支付危機和流動性危機。
同時，在企業中間，一方面要把腫瘤切除掉，另一方面，頂層管理要更多從社會角度，從宏觀經濟的持續運轉角度判斷，而不是簡單地從制度角度來判斷。
供給側改革窗口期就只有這兩年時間
時代周報：前段時間權威人士接受《人民日報》記者專訪時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有窗口期的。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個“窗口期”？
劉元春：“窗口期”是指，如果經濟再下滑，如果問題再拖延，可能導致整個經濟出現更嚴重的問題。
窗口期的時間，我認為就只有2016、2017這兩年。
中國經濟目前是跟債務擴散、跟企業的盈利能力在賽跑，如果你這個債務狀況越糟糕，導致經濟運行動力越來越弱，那么問題就很嚴重了。所以要及時把僵尸企業清除，因為僵尸企業耗費大量資源，成為經濟運行中一個很大的障礙。
按照目前改革的進程來看，目前很多改革并不是說改就能改，必須有一個恰當的時機—中國在改革上往往要遵循一種規律。
如果企業利潤發生一些變化，比如2015年企業利潤負增長；第二政府收益出現負增長，這個時候我們就發現改革的阻力沒有原來那么大了。
很多僵尸企業原來是在地方保護主義的作用下生存。在2016年、2017年GDP逐漸接近底部這樣一種狀況，大家就會發現，這個時候來進行清除僵尸企業，會獲得相對好的效果。—而如果在企業還有一些盈利時就去改，大家會發現他們抵制性很強。
時代周報：實體經濟和金融業，哪個是決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敗的更重要的行業呢？
劉元春：都很重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體制性問題，不是簡單的哪個行業性的問題。
首先，體制內要作出一些調整；其次，要對一些債務進行清理，再在產能過剩很嚴重的行業去產能。
時常被強調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也即“三去一降一補”，其中“一降”涉及很多部門，先涉及稅收、金融，涉及我們的流通體系七大領域，都要進行降低；“一補”是補短板，就是在風險控制中要注意我們短板。
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不能夠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做對生產企業來做的，實際上它不是一個結構性的改革，而是一個全局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