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國金融改革發展風向標”之稱的2016第五屆金融街論壇于5月28日至29日在京舉辦。2016金融街論壇將以“新機遇、新金融、新發展”為主題，國務院領導、政府有關部門領導、金融監管機構領導、金融領域知名學者、國際金融組織和金融機構負責人，就“宏觀經濟形勢與金融業改革創新”、“金融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金融服務一帶一路”、“金融服務供給側改革”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為中國和全球的金融業發展提供新思路、新途徑。

　　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銀監會副主席郭利根、保監會副主席周延禮、央行副行長陳雨露、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等多位金融大佬出席論壇并發表講話，以下為干貨匯總：

　　關于宏觀經濟和金融改革

　　央行副行長陳雨露：現行監管框架存在著不適應當前金融業發展的體制性矛盾，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貨幣政策體系和金融監管框架，消除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維護金融穩定；將穩步構建目標利率和利率走廊機制，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制度。

　　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進一步完善多層次股權市場，注重遏制過度投機；期貨市場對分散金融體系風險和管理企業風險有非常重要作用，因此將大力發展；抓好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規范互聯網股權融資活動，防范私募基金、股權眾籌等領域風險。

　　銀監會副主席郭立根：近期由于經濟增速的回調，部分行業經營壓力較大，銀行業不良貸款出現持續上升的勢頭，但總體看銀行業風險仍在可控的范圍之內；加強內控合規管理，推動票據、理財、信托等業務規范發展，積極防范打擊非法集資。

　　保監會副主席周延禮：未來十年到二十年仍是保險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推進市場定價改革；完善保險公司的準入和退出機制，支持符合條件的保險公司在境內外上市及在新三板掛牌。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僵尸企業”不能市場出清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大障礙；對有價值的企業以市場化方式實施“債轉股”，要防止出現“免費的午餐”；逐步降低企業的杠桿率，對明顯缺乏拯救價值和市場前景的僵尸企業則應直接進入破產程序，加快市場出清。

　　吳敬璉：證券市場監管存極大缺陷，監管部門沒有把主要工作放在強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上，而是放在了實質性的審批上，使得證券市場變成了尋租場；刺激政策正面效果越來越差，負面效果越來越大；為抑制系統性風險，短期政策仍需要采用。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由于“一行三會”的職能設置導致監管分割，政策多有矛盾，進而使得一線金融企業利用監管進行套利；而實體經濟卻無法得到資金支持，長此以往將積累系統性風險。

　　港交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中國經濟正在進入“新常態”，原來支撐經濟增長的一系列動力在逐步衰減，對于金融市場的結構來說，也必須進行大調整；新三板應放開做市商主體，加大投資者的保護，提高違法成本，對借殼也要進行限制。

　　關于金融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軍擴：加強區域協同發展的頂層設計和規劃指導；加大對京津冀區域在金融創新發展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強京津冀三地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建立金融信息的共享平臺，為金融資源跨區域流動和配置創造條件。

　　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劉紀鵬：要想京津冀協同發展，需做好四個方面，包括京津冀之間的產業布局和分工要基本合理、三方財政要互利共盈、民生保證以及基礎設施的一體化。

　　關于一帶一路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一帶一路”是非常宏偉的戰略，做好了對中國有利，對世界有利，但往前走其實困難非常多，包括部分國家內部復雜；“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間沒有相對應的多邊協調機制，如果都靠雙邊談判解決問題，成本過高，協同效應很低；國內企業缺乏在全球做基礎設施投資的經驗。

　　亞投行行長辦公室主任陳歡：亞投行是一個國際金融機構，并不是中國一家獨大的機構；亞投行高級管理團隊已經于上個月就位；亞投行做項目應遵循經濟原則，需要考慮財務收益率，會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有關項目。

　　絲路基金楊澤軍：“一帶一路”項目建設規模巨大，建設周期長，需要綜合運用股權、債權、基金、信貸、信保及本幣、外幣等多種融資方式和多幣種組合，這一過程需要金融機構之間能夠充分協調和配合，金融機構走出去應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需要求大同，存小異的態度，形成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合力，避免金融機構之間的惡性競爭，壓低融資成本和談判條件自相殘殺。

　　交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一帶一路”為中資商業銀行提供了非常大的發展空間，也順應了企業“走出去”的金融服務需求，此外人民幣業務在“一帶一路”實施中，機會也會增大。但風險也不容小覷，包括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周期長、回報率不高，具有經營風險；沿線國家眾多，經濟水平參差不齊，文化習慣差異非常之大，甚至政府也有經常更迭的可能性，普遍存在國別風險；再者，還有市場風險、匯率風險、流動性風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