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陪來自剛果（金）的老鄉Tanya買貨，Felly起得比以往要早一些。3月14日的廣州清晨，室外溫度還不到20℃，Felly套上了他最喜歡的皮衣。

　　38歲的Felly經營一家跨國貿易公司已12年。辦公室位于小北附近一棟破舊大樓的17樓，只有一個文員在幫他處理事務。自2003年第一次到中國，Felly的家和公司就安在了廣州小北。

　　“小北——小非洲。當年小北比現在還要繁華，看到這里第一眼我就決定不走了。”Felly告訴界面新聞記者。

　　來中國之前，Felly在剛果（金）做外貿生意。“我去過很多國家考察。有一天家人跟我說，為什么不去中國看一看，給自己一個機會？”

　　此前，Felly的叔叔早于2003年已經到廣州做生意，收入還不錯。Felly追隨著叔叔的步伐來到廣州，一待14年。他如今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身份——剛果（金）在廣州的民間大使。

　　每個非洲國家在廣州都有一個民間大使，由在廣州的本國人選舉出來，對內負責處理糾紛、幫助本國人更好融入中國、舉辦社區活動等；對外要負責與當地的政府溝通。以剛果（金）的民間大使為例，這個職務一屆三年，2017年要重新選舉。

　　“選舉的會議應該安排在我們國家國慶（6月30日）之后。”Felly告訴界面新聞記者。政府部門一直希望民間大使能管理好在廣州的本國公民，此外他們還要承擔聯系和記錄同胞的數量。

　　“現在在廣州的剛果（金）人約500人。10年前，人數是現在的一倍多。”Felly說，2006年有1200多剛果（金）人在廣州。

　　Felly知道廣州剛果（金）人的大概人數，但廣州乃至廣東的非洲黑人人數到底有多少？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回答。

　　2017年3月，來自天津的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提交了一個提案——《建議國家從嚴從速全力以赴解決廣東省非洲黑人群居的問題》。提案中稱，據各方面大概統計（廣東）已有50萬“黑人口”，除合法入境者約2萬以外，其余為非法入境或過期居留，帶來一系列問題。

　　究竟“黑人口”人數幾何？2017年3月5日，針對外國人“三非”（非法居留、非法入境、非法就業）問題，廣州市公安局在官方微信號“平安廣州”上發布信息釋疑。據統計，2016年經廣州各口岸出入境外國人首次超過540萬人次，達到541萬人次。其中，入境的外國人269萬人次（含非洲國家人員28.6萬人次）；出境的外國人272萬人次（含非洲國家人員29萬人次）。而非洲國家人員1.1萬多人，約占實有外國人總數14%。

　　Felly和Tanya是其中合法進入中國的非洲商人之二。

　　一

　　Tanya 7年前到華南農業大學讀研究生，如今在大連某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但是她的生意并沒有離開廣州。休假的十幾天里，Tanya一直在廣州看貨，Felly陪同。

　　通常，Felly陪同逛街、介紹商家賣貨是要收服務費的，這是他公司眾多服務之一。

　　Felly和順德幾家家具廠的關系不錯。他近日接到非洲朋友發來的沙發照片，請他代為詢價。“沙發大概一萬多元，我可能會收幾個點的手續費。”不過，Felly沒有收Tanya的逛街“陪伴費”。

　　他帶Tanya去了流花市場。“流花市場很老了，是廣州最早的批發市場之一。”Felly說，位于廣州火車站附近的流花服裝批發市場開業于1996年，走的是外貿國際化的路線，多年來大量外國商人都聚集在此買貨。

　　穿梭在這里，Felly如魚得水。不管Tanya想買什么，Felly都能帶她快速地找到合適的店鋪。

　　走到流花批發市場中心區域的一家存活了十幾年的檔口，店里的員工紛紛和Felly打招呼。“Felly，你來啦？最近是名人啊，有那么多人找你？今天打算買什么？”

　　“我帶朋友來買褲子。”

　　“隨意挑，你知道價格的。”

　　Felly告訴界面新聞記者，一般他帶去檔口的客人，都會得到更優惠的價格。“而且，我不需要付定金。”這個“特殊待遇”足以讓Felly感到驕傲。

　　這里，一條男士休閑褲的價格在一百元左右。Felly說，這價位是質量比較好的，如果拿回非洲每條可以賣到兩百元左右。但是十年前，這兒同樣質量的貨物價格只要五六十元，賣出的價格不會比現在少太多。

　　“以前可以掙到百分之百甚至更多的利潤，現在這個數字只有百分之十幾。”Felly總結說。

　　Felly和Tanya看好的貨，通過空運寄回，一周之后就會出現在剛果（金）的市場上。Felly精于此道，他對界面新聞記者解釋，服裝是有流行期的，如果集裝箱送回國，一般需要一個月，衣服過季的風險很大。選擇空運只需一周左右。不過，以前空運32公斤的貨物運費不超過100美元，現在同樣重量的貨物空運需要170-200美元。

　　非洲大多數國家缺乏工業，物資匱乏，當地市場嚴重依賴進口。采訪中，有不少非洲商人這樣調侃，“如果中國人不賣衣服，我們可能都沒有衣服穿了。”

　　通過倒貨掙差價，幾乎是所有非洲商人共同的模式。此外，他們還會給在非洲的中國商人提供投資顧問、物流和倉儲等服務。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執行主任梁玉成教授從2009年開始研究在穗非洲人的課題。他認為，在中國的非洲商人，承擔了經濟和文化橋梁的作用，但他們仍然只是族裔經濟，還是在非洲族裔內部的經濟體系中運行，并沒有完全融入中國社會。“進入我們勞動力市場，成為我們的勞動力的數量幾乎沒有。但是對中國經濟依然有好處。”

　　Felly陪Tanya挑選褲子。攝影：袁潯杰二

　　在穗非洲黑人的“廣州夢”，和貿易有關。

　　始于1957年春季，一年兩次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The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Fair）即廣州交易會（下稱廣交會），讓“廣州貿易”聲名在外。

　　1990年代，廣東以出口導向型加工制造業的“世界工廠”聞名，本地工廠通過低勞動力成本為全世界生產各種便宜的貨物。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成為貿易轉移的新契機，一方面東南亞各國經濟嚴重受挫，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崛起，廣東等沿海地區生產的貨物在非洲市場的份額越來越大。這是早期吸引大量非洲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主要原因。

　　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有關統計數據顯示，1995年-2002年是中非貿易的逐漸提升階段。在此期間，非洲對中國出口由24.6億美元上升至69.2億美元，非洲從中國進口由14.2億美元上升至54.3億美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洲商人告訴界面新聞記者，舊時利潤高，他們會找人拼單，湊貨物裝滿集裝箱或者選擇更快的空運。有時，寄一次貨物就能掙到一兩萬元，有的商人通過“倒貨”一年可以很輕松地賺一兩百萬元。

　　貿易形態催生了非洲人來廣州淘金的夢。

　　非洲人越來越多，廣州火車站附近的批發市場越來越旺，小北在非洲人心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高。

　　廣東省的統計數據顯示，在穗的非洲人數量增速遠遠快于其他國籍人口增長速度。2000年在穗的非洲人口數量為6000人，2005年增長至20000人，年均增長率為33%。

　　人流帶動物流，帶來資金流。2003年起，中非貿易開始進入持續6年的快速發展階段。2003年-2008年，非洲對中國出口從83.6億美元躍升至559.7億美元，非洲從中國進口則由101.3億美元上升至510.9億美元。在此期間，非洲對中國貿易在2004-2006年以及2008年出現“順差”，其中2008年順差額最高達到48.8億美元。2008年是條分界線。

　　在國際金融危機等不利因素影響下，2008年-2014年，非洲經濟增速由2005年-2008年的5.83%下降到3.48%。

　　與此同時，中非貿易進入結構調整狀態。2008年中非貿易額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2009年，中國首次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并延續至今。

　　Felly的生意經歷了中非貿易關系的黃金年代，也見證了在穗非洲人口的急速增長。

　　2014年，廣州大學廣州發展研究院發布的《廣州外籍流動人口管理的現狀分與對策研究》指出，廣州已成為亞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地。這些人主要集中在5個片區——小北、三元里、番禺、天河棠下和佛山黃岐。

　　小北是廣州最早的非洲人聚集區，所以在很多非洲人的心里，小北才是廣州的地標，有些人來到廣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小北的登峰賓館拍照留念。不僅是商人學生、游客，有些非洲的領導人千里迢迢到廣州也一定要去小北。2015年12月底，津巴布韋環境部長Muchinguri一行到廣州長隆參觀項目。下午活動結束后，Muchinguri的女兒點名要去小北買禮物，長隆安排了一輛車陪著Muchinguri在小北逛街。

　　非洲人的聚集區主要以小北路和下塘西路為核心，周圍幾公里的范圍都是非洲商人做生意的地方，這一帶也有大量非洲和阿拉伯國家的餐飲店。

　　在三元里，非洲人聚集區主要沿廣園西路兩側的批發市場、寫字樓組成。這里主要是尼日利亞人，很多尼日利亞人在這里開了檔口。

　　番禺的非洲人則主要集中在麗江花園和祈福新村附近，天河棠下和番禺情況類似，非洲人在此以居住為主。

　　佛山黃岐的情況比較特殊。在黃岐的非洲人也是以尼日利亞籍為主。由于黃岐地處廣佛交界，離廣園西路也不遠，早期一部分尼日利亞人為了節約生活成本住到黃岐，還有一部分是非法移民躲到兩個城市的交界處。

　　大量的非洲人搬去黃岐，源于2008年北京奧運會帶來的治安工作要求。彼時，廣州對于“三非”人群的清查十分嚴格。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的李志剛教授在其所著的《廣州國際移民區的社會空間景觀》中提到：“非洲移民開始采取逃離廣州前往城市外圍區域的方式，尋求新的生存空間。”

　　2008年以后，居住在佛山的非洲人數量迅速增多。李志剛發現這些人群“大多屬于非法移民或經濟能力較低的移民”。

　　廣州市公安局2014年數據顯示，在廣州的尼日利亞人約2000人，是在穗非洲人數最多的。其中常住人口近300人。該國也是被遣送出境的“三非”人員主要來源國之一，最近幾年尼日利亞人有從廣州轉居佛山的趨勢。

　　Felly自己試衣服。攝影：袁潯杰三

　　今年26歲的Artan，來自索馬里蘭。他有一個醫生夢，“我從小就希望能幫助別人，覺得醫生是一個不需要自己有很多錢，就可以幫助別人的工作。”

　　高中畢業后，Artan開始考慮留學的事情。他意識到，學醫最好還是出國，非洲的醫療水平太差。“我考慮留學的國家有兩個條件，第一是醫療水平要比我們好，第二是學費家里能負擔得起。中國正好兩個都符合。”Artan說，在索馬里蘭有一些中國商人從事礦產生意，他所了解的中國，都是索馬里蘭在中國留學的朋友告訴他的。在朋友的口中，“中國很好，一定要去看看。”

　　Artan第一次到中國的落腳點是武漢。他現在是暨南大學醫學院的學生，2017年是他在中國的第7個年頭。

　　在武漢讀大學時Artan已經來過好幾次廣州。“我在小北有很多朋友，他們叫小北‘小非洲’，我也喜歡把小北稱為‘小非洲’。”

　　每年放假Artan回到索馬里蘭，都有很多人問他關于中國的情況。“我們那還有很多人希望來中國留學，但是現在中國的簽證政策變了，想來留學很難。他們只能等。”

　　201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條例》（下稱新移民法）實施，管理趨嚴。外國人在中國生活，除了要有護照和簽證外，還要隨身攜帶居住證明。這幾年在小北周邊的小區，還能看到社區貼的提示，提醒外國人要隨身攜帶相關證件，供警察查驗。

　　由此帶來對策的變化。有在穗非洲人表示，他們盡量減少用護照登記，這樣警察就不容易追查到。一旦簽證到期了被抓到遣送回國，就很難再回到中國了。

　　此外，界面新聞記者了解到，不少在穗非法停留的非洲人為了避免用護照登記被追查到，會和地下錢莊進行非法的交易。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表示，有些地下錢莊就躲在寫字樓里，但是沒有熟人引領很難了解到情況，“而且你并不是非洲人。”

　　非洲人為了留在中國做生意而取得合法身份，也愿意付出昂貴的代價。一般外國人來經商，需要中國的公司開邀請函。現在一張邀請函的價格最高已經被炒到兩三千美元。

　　“我們的簽證制度對于他們來說，過于嚴苛。當年我向監管部門提了相關建議，后來他們也有所改動。警方在執法時，就把非法移民分為惡意和非惡意，短期的非法滯留交罰款就可以了，不再像以前可能幾年無法入境。”梁玉成說。

　　梁玉成告訴界面新聞記者，他發現有相當數量的非法移民，來中國的前兩三年是有合法身份的。

　　新移民法實施后，希望獲得續簽的商人必須先離開中國回到非洲，成本上升，獲得續簽的風險也提高了。當他們在中國的生意穩定后，有些人就干脆冒著法律風險“黑”在中國。

　　四

　　2008年，梁玉成去英國參加聯合國會議，討論的話題是50年以后的全球移民問題。

　　梁玉成說，長期以來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數量，是世界上第二大移民輸出國，極大緩解了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問題。發達國家已經意識到，當時的中國由于計劃生育政策，50年以后將進入老齡化社會，需要大量輸入年輕人口，將和其他發達國家去世界上“搶”年輕人。

　　“這次會議對我有很大的啟發。按照人口學的推演，中國有一天將會不得不引入移民，所以我覺得可預先做一些研究。”梁玉成回憶道。

　　2008年大量的非洲人已經開始在廣州聚集，所以梁玉成采用受訪者驅動抽樣方法研究這個問題。“這個方法專門研究隱藏群體和稀少群體，對這些群體進行抽樣和大規模調查。在我的受訪者中，近一半是非法居留的非洲人。”

　　2010年之前，從廣州搬到黃岐的非洲人住在更靠近廣州的江濱大道、黃岐步行街周邊。但2010年廣州亞運會后，佛山響應廣州號召，也開始加強清查力度，并對非洲移民的小區進行頻繁搜查。

　　李志剛指出，2010年中旬，大量的非洲移民離開佛山，為了避開警察，持有居留許可證的非洲移民則選擇遠離，去更隱秘的城中村居住。

　　2010年后，在黃岐，非洲人的聚集區躲進兩公里外的北村和中村這兩個城中村里。

　　但這并不是這些非洲人最終的落腳點。

　　2012年深圳大運會、2013年新移民法的實施、2014年非洲埃博拉病毒的肆虐，每次大事件發生，相當一部分在穗非洲人都會更小心地躲藏起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洲人告訴界面新聞記者，他知道同胞里有一些非法移民。“在不同的時候，被警察攔截的風險不同，通常凌晨、深夜以及午飯時間，是最安全的時候，此時警察少。”所以很多人選擇早出晚歸。

　　從2008年開始在黃岐開出租車的袁師傅經常搭載黑人乘客，他回憶稱，“沒有身份（簽證）的非洲人是不敢坐公交和地鐵的，他們一般三四個人拼一臺出租車。早上從黃岐去廣園西路，晚上九十點鐘再回來。廣園西路離黃岐不遠，打車不會超過30元。”

　　晚上10點的黃岐鎮泌沖村，非洲黑人的身影在街上逐漸增多。他們也經常在岐海苑對面的大排檔吃夜宵喝啤酒。

　　根據梁玉成的研究，在2010年前后，在穗非洲人數量達到了近年來最高峰，估計當時的數量約有5萬人（包括合法和非法居留人數），但是他沒有透露合法與非法居留人數具體比例。在穗的非洲人中尼日利亞人占比最高，尼日利亞人中主要是伊博族人。

　　伊博族是尼日利亞人數最多的民族，他們曾經想獨立（比夫拉戰爭）但失敗了，損失慘重。伊博人在其國內沒有政治主導權，被趕到貧瘠的山區。但是伊博人很聰明，被稱為“非洲的猶太人”，他們在全世界尋找商機做生意，大量遷居國外。

　　2010年前后，有專家統計在穗非洲人數量約為2.5萬人（合法居留）。梁玉成告訴界面新聞記者，也正是這個2.5萬的數字成為后來大家誤解在穗非洲人數量的主要依據。因為按照發達國家社會學統計的算法，總移民數等于合法移民數乘以8。所以當年有研究者用2.5萬乘以8，得出在穗非洲人總共有20萬人，也對媒體說了這個數字。

　　“但是這種統計方法計算，忽略了中國的國情。因為中國的警察相較于西方警察，執法權更大。比如，美國的非法移民走在街頭，如果沒有犯事一般警察不可以查他，但是在中國是可以的，所以中國的情況絕對不能乘以8。”梁玉成認為，這些年由于監管更為嚴格，出現了非法移民郊區化的情況。

　　非法移民一般就躲到周邊的城市，或者城市監管的死角地帶。廣州是合法為主，佛山是非法為主，這種情況不光廣州有，北京也有，很多非法移民居住在望京。非法移民呈現大分散、小聚集的現狀。

　　一到晚上，登峰賓館門口人口攢動，這是大家認識朋友，交流信息的好地方。攝影：袁潯杰五

　　在穗非洲黑人的“廣州夢”能否延續下去，和經濟有關。

　　2014年，中非貿易迎來歷史新高，中國海關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與非洲貿易額首次突破2200億美元，同比增長5.5%。

　　但是2015年開始，基于非洲政治局勢的動蕩與石油價格的變化，中非間貿易額下降。很多非洲商人即使冒著違法的風險，也不愿意回國。

　　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經濟增長率持續下滑。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實際GDP增長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表現最弱的，這主要是因為占地區GDP整體規模一半以上的兩個最大經濟體——南非和尼日利亞的表現不佳。石油價格大幅下跌，是造成尼日利亞當時經濟增長緩慢的主要因素。

　　2015年中國與非洲貿易額為1790億美元，同比下滑19.2%；2016年中國與非洲貿易額為1491.2億美元，同比下降16.6%。

　　從2014年廣州政府公布的數據來看，在穗的非洲人數量明顯減少。數據顯示，2014年，廣州市居住外國人士11.8萬人，常住6個月以上有4.7萬人，臨時來穗7.1萬人。其中來自非洲國家的占14%，約1.6萬人。

　　廣州公安提供的數據顯示，2016年廣州市公安機關查處的“三非”外國人占來穗外國人總數的0.11%，其中非洲國家人員僅占18.9%；以2015年為例，廣州警方共查處的“三非”外國人僅約占外國人總數的0.15%，其中42.7%為疏忽大意造成的輕微非法居留（10日以內）。通過深入治理，在穗外國人“三非”問題持續好轉，自2015年開始，“三非”問題查處總量連續2年下降，特別是2016年查處人數同比大幅減少20.7%。

　　界面新聞記者發現，雖然2016年在穗非洲人數量比2014年少了5000多人，但是在穗非洲人數量占在穗外國人數量比例不變，仍然是14%。

　　有專家分析稱，這說明在穗的外國人數量整體在減少，并不單單是非洲黑人的減少，主要還是跟政府的簽證政策與國內經濟轉型有關。

　　Felly告訴界面新聞記者，從2014年前后就有很多人離開中國去其他地方找商機。他也曾猶豫過要不要離開中國，回家鄉重新開始。但最近發現情況又變了，“廣州夢”仍可繼續，“我晚上去登峰賓館，發現最近突然又有不少非洲人來了。應該又有新的商機。”

　　梁玉成分析稱，首先，整個非洲政治經濟出現問題。在金融危機之后，由于非洲經濟不景氣，移民數量開始減少。其次，中國制造業成本上升，輕工業開始轉型外移，許多非洲移民跟著產業的轉移而轉移。在多種原因的作用下，現在在穗非洲人最多不超過3萬人（包括合法居留和非法居留）。

　　梁玉成說，目前若能使非洲移民問題可控，從中國對非洲戰略層面來說，一帶一路、國際化方面，都是有好處的。

　　“國內工業產能過剩，所以需要將過剩的產能對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輸出。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我們需要非洲。另外非洲有我們所需的大量的原材料，將來也是我們的市場。”梁玉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