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觀念的變化，直接地體現在了人們的日常衣食住行之中。今天是“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除了消費者權益的保護之外，消費觀念的變遷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1983年，國際消費者聯盟組織以消費者的“四項權利”作為基礎，確定每年的3月15日為“國際消費者權益日”。這四項權利規定，消費者除了有權獲得安全保障、有權獲得正確資料之外，也有權自由決定選擇和有權提出消費意見。
自由決定選擇，表達消費意見，這些權利從另一方面說明消費者正以其消費觀念選擇他們的衣食住行和生活方式，從而產生一定的社會影響。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實際上，一件衣服就能折射出70年來人們消費觀念的變遷。老裁縫的量身定制一度是人們倚賴的制衣方式；憑票供應的年代，自己買布料學做衣服，是老一代人的共同記憶。改革開放初期，效仿歐美潮流成為時髦年輕人的心頭好，從日本、中國香港托人帶衣服是門好生意。而如今，人們穿衣的選擇更趨多元化，既有裁縫工藝的復興，也有人執著于購買海外的高級成衣，更有人迷戀古著，喜歡再生衣，有閑暇的職工則拿起剪刀，自己裁剪衣服。
毫不夸張地說，當下的服裝消費觀念，五花八門、百花齊放。小小一件衣服，將職工的生活方式，審美觀念以及消費選擇和意見、觀念的變遷表現得淋漓盡致。
裁縫心里的一本賬
在裁縫鋪子做衣服一直是中國人熱衷的服裝消費的方式。從鶯鶯燕燕的旗袍，到效仿國際最新潮流的成衣，都由裁縫的一雙巧手裁剪縫制。“我師父不只是手巧，眼力也是極好的，以前幫人定制旗袍，只消看顧客的一眼，什么身材適合什么衣版，大概穿什么尺碼，心里就有數了，再拿卷尺來量，也都是八九不離十。”王方兵每次說起帶自己出道的師父，總會翹起大拇指，話語之中滿是由衷敬佩。
曾經是紡織廠職工的王方兵，因為偶然的機緣，拜到裁縫老師傅門下從小學徒干起，這讓他對人們定制成衣的消費觀念變遷了然于心。“學裁縫不算難，尤其是我出道的時候，人們也只會定做幾種款式，做做襯衫、裙子、旗袍，做做西裝，都是逢年過節和結婚時候穿的，”王方兵表示，雖然裁縫的剪裁手法和工藝流派眾多，但針法、剪裁之類的都是裁縫的專業，對于消費者來說，他們關心的并不是這些，找裁縫來制作的衣服幾乎都是要在比較重要的場合穿著的，講究的是得體、好穿。
后來，人們的消費觀念發生了變化，王方兵中式旗袍還在做，但西式的套裝做得更多。上世紀90年代，在南外灘董家渡已經有了自己的鋪子的王方兵，與時俱進，自己學習了西式的剪裁方式。那會兒，除了顧客自己帶著樣衣和布料上門找他們做衣服，時裝雜志銷售很是火爆，每個月，只要那些雜志在報亭發售，就有顧客直接帶著新買的雜志找上門，在王方兵面前把雜志攤開，指著其中的照片說，就按這個做。一開始，王方兵有點哭笑不得，其實顧客的身材未必適合這套衣服，“但既然是找上門指定做，那就做唄，不過，雖然是按圖索驥、依樣畫瓢，但你得想辦法做到讓圖片上的衣服適合客戶的身材。”遇到這樣的情況，就要盡力和顧客溝通，性格內向的王方兵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練就的口才。
當然，他對這樣“依葫蘆畫瓢”的方式并不認可，認為這只是消費者的一時之選。“我也碰到過穿衣的行家，他們也都說，其實東方女性的身材還是比較適合穿旗袍的。”果不其然，幾年之后，定制旗袍的風潮再起，一直延續到了現在。
2002年開始，上海南外灘改造，董家渡一帶開始拆遷。分散在董家渡街頭的裁縫店鋪和裁縫師被遷入了同一幢大樓，每一位裁縫攤主都是老板。因為租金有壓力，所以他們的經營方式從來料加工等多種形式變成了“連工帶料一起做”。老板從江浙一帶批發面料，由顧客在店里挑選面料做衣服。
因為大批裁縫被集中在一起，競爭就變得白熱化了。據說，直到前兩年，這里的定制價格還保持在了十幾年前的水平，比如做西裝、大衣，一套需要10個小時，價格500元，花三個工時的襯衣價格是120元。雖然和倫敦薩維爾街做一套西裝要50小時的“高定”仍然有著區別，但是這樣“親民”的量身定制服務和價格，牢牢仍然吸引著市民和游客。
“這里的故事很多，招攬客戶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門。”用王方兵的話來說，很多老板都給自己起了英文名，見到新顧客，就隨手遞上中英文雙語名片，遇到外國客人會用簡單的英語招呼。但裁縫老板的精明，不只體現在名片和招呼上。據說，有身材姣好的顧客找這里的裁縫老板做新式旗袍，老板看了這位顧客一眼，便給出了很優惠的價格。顧客拿到了旗袍，穿著效果相當滿意，于是，旗袍便成了她在各種親友聚會上的“標配”。結果，她的親朋好友都慕名來找這家裁縫老板做旗袍，但是老板怎么也不肯再給出之前的優惠價。直到最后，老板才吐露他的心思，原來他一眼就看出那位顧客身材好，穿旗袍樣子肯定好，所以打算以優惠價拿她做招牌，用“眼見為實”的口碑來吸引她的親朋好友。
“這不奇怪，每個裁縫老板的心里都有自己的一本賬，”王方兵坦言，老裁縫除了手藝，對做生意也有很多心得，對潮流變遷、生活方式、社交方式變化都有天然的敏感度。不過，王方兵現在已經搬出了和同行“短兵相接”的大樓，找了離市中心有點距離的創業園區做自己的工作室。“我們積累了很多做旗袍的經驗，太太又會設計，已經有了一批忠實的回頭客。所以，我就和太太成立了工作室，要找一個更安靜，場地面積更充裕的環境，一邊帶學徒，一邊做旗袍設計定制。”王方兵表示，現在都說消費升級，他的確享受到了其中的紅利，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愿意來找他們做一件有點設計感的定制旗袍。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對自己做衣服的歲月，退休職工尹英美印象深刻。“這應該是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的記憶，尤其是女性。”她記得很清楚，小時候，媽媽就開始手把手教他們做衣服。因為是雙職工家庭，除了她和妹妹，兩個弟弟也學了這方面的手藝。彼時，布料很是珍貴，他們需要先用報紙剪出個樣子，剪對了，才能用專用粉餅在布料上做記號，然后才是正式的剪裁。
“逢年過節的新棉襖，談戀愛時候穿的白襯衫，都是自己做的。”尹英美這樣回憶。上世紀80年代，出于改善家里的生活水平的實際需要，她的父親還盤下了一家小店。聽說牛仔褲、牛仔衣風靡市場，小店就只賣這兩樣東西。他們一家人都會做衣服，下班之后便齊齊上陣，尹英美負責踩縫紉機，兩個弟弟負責布料剪裁和熨燙，而家中公認的最為心靈手巧的妹妹則最辛苦，除了負責上紐扣，還要進行質檢。而那時，牛仔衣、牛仔褲的銷量確實不錯，晚上在家里制作好的牛仔成衣，第二天在店里通常會賣出一大批。
現在，很多年輕人開始學習自己做衣服，相關培訓班的人氣開始飆升，各種編織教材、剪裁教材從國外被引入到國內。不過，現在的年輕人自己動手做衣服、織毛衣，和當年尹英美他們這么做的初衷完全不同。“我們那時是物質匱乏，手頭緊，當然是能做都得自己做。”在尹英美看來，現在的年輕人，自己做衣服，純粹是出于愛好，或者追求獨一無二的穿衣風格，抑或是用動手的方式為工作減壓。用她的話來說，“按照自己的需求來做衣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新觀念下的新消費
和吃、住、行相比，衣著消費是最先體現消費觀念變遷的，也最為直觀。除了找裁縫定制，自己動手做衣服，效仿海外潮流擇衣，去國外“血拼”，以及在電商平臺上“剁手”之外，令人意想不到的服裝消費風潮已經在年輕職工群體中悄然興盛。
去古著店“淘寶”，就是其中之一。事實上，這股風潮先在日本年輕潮人群體中興盛起來，之后，古著消費觀念逐漸傳播到國內。“古著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二手衣，”作為國內最早喜歡上古著的消費者之一，朱明告訴記者，“古著是指真正有年代的而現在已經不生產的東西，這些服飾無論使用的面料，細節的剪裁甚至用途都是當時那個時代的縮影，所以有著特殊的價值。”
現在，上海的街頭也已經不難找到古著店的身影。在認可古著的年輕消費者看來，曾經的“買新不買舊”的購衣邏輯著實有些“粗暴”，而古著的歷史感則能讓消費顯得不那么“淺薄”。
古著其實是多年前的潮品，品質精良，面料講究，又很強的復古感和經典的味道，契合時下的潮流，而且往往又是市場上難得一見的孤品，像是多年前的飛行員服，像是有些折痕的絕版包包，都是古著店里的搶手貨。而且在古著店淘寶也是很有樂趣，考驗眼力的事情。按照朱明的說法：“有人用100元買到CdG，200元買到DiorHomme，這不是傳說，只要有耐心，就可能成為這一行的‘大神’。”
獨一無二的著裝和選購過程帶來的未知驚喜，讓不少年輕職工成為古著消費的擁躉。與此同時，環保風潮的來襲，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服裝消費的認知，“再生衣”消費應運而生。
再生衣的出現，其實代表了人們在追逐最新流行服飾之后的一種反思。越來越頻繁地更替“過時”舊衣服，讓追求時尚的人們制造出了大量的垃圾，這讓設計師和具有環保意識的年輕潮人感到惋惜。于是，一批設計師開始憑借自己的專業，將舊衣回收之后進行改造，利用再生面料重新進行設計，用裁剪、拼貼等各種手法和方式，使得舊衣“脫胎換骨”，重煥新生。
“‘再生衣’雖然現在看上去很小眾，但我覺得這是以后的服裝消費中很重要的發展方向，像‘大表姐’劉雯之類的國際名模都以穿再生衣街拍為時尚，而且很多大牌都很重視再生衣系列的產品開發，”從事服裝消費咨詢工作的袁媛表示，她本人就是再生衣的擁躉。“因為手工的介入，再生衣有獨一無二的特性，而且也不會因為消費行為給環境帶來負擔和壓力。現在，這個領域只是剛剛開始就獲得了很多人的支持，所以我們都很看好這種消費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