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是以國際安全環境不出現重大轉變的判斷為前提的。盡管當前的國際安全環境存在諸多的不穩定因素，包括地區沖突、中國周邊環境的局部爭端、三股勢力等，但是這些都沒有破壞經濟發展繁榮的大局。安全是發展的條件，從這一意義上說，“一帶一路”是有安全上的保障的；反過來，“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又為安全提供了基礎，有利于地區穩定和當地人民的安居樂業。

　　“一帶”戰略所要謀求的是打破傳統的產業分工模式，即資源輸出輸入與制成品輸入輸出的關系，取而代之的是建立起現代的、綜合的、可持續增長的分工關系

　　“一帶一路”戰略推行的經濟基礎

　　作為國家對外開放的大戰略，“一帶一路”塑造的是中國與周邊國家實現共同增長的經濟體系，以此為中國中西部地區和周邊國家的繁榮與穩定創造必備的物質基礎。當然，二者的不同之處是兩個增長體系因實施的產業基礎不同、條件不同，因而需要不同的頂層設計和配備不同的政策。

　　1.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新型經濟關系。目前，中國與外部的經濟關系正處于轉型的新階段。當前推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正是中國與外部的經濟關系調整的自然延伸，意味著中國正在努力將自身與周邊國家的經濟關系向相互支持的發展方向上調整。這種轉變來自以下幾個方面的動力。

　　一是中國經濟本身正在步入新的發展階段，這為中國與周邊國家經濟關系的轉型提供了主導力量。目前中國已進入經濟增長的“新常態”，即增長速度將從過去的10%左右下降到7%左右。上述變化提示我們，一方面，雖然中國仍需要外部市場需求的支持，但這種需求的態勢呈減弱趨勢，其原因在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尚未完結，仍然需要外部的支持，但是對外部的需求已經不像過去那么強烈。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也在提升中國對周邊國家經濟增長的支持。過去，在多種外交場合，包括一些國際合作組織中，盡管中國愿意對外部尤其是周邊國家的經濟增長予以支持，但是限于自身的經濟實力，這種支持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意愿而在具體的行動上則常常力不從心，難有大動作。今天，中國對周邊經濟增長的支持已經發生了從意愿到行動的轉變，例如中國推出500億美元用于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目前，中國在盡力向周邊國家和地區提供促進當地經濟增長的政策計劃，包括中國與多個國家簽署的貨幣互換協議的升級、中國人民幣清算中心的建立、提供對外援助計劃，等等。

　　二是現有的地區產業分工體系正在發生改變，從而為中國與周邊國家新型經濟關系的確立奠定了基礎。過去，東亞地區生產網絡是以日本為核心建立的，如今這一網絡正在朝扁平化方向發展。越來越多的東亞國家如韓國和中國技術實力的提升正在打破以日本為核心的地區生產網絡，使得地區產業分工等級正在朝減少的趨勢發展。

　　三是周邊經濟體同樣正處于經濟增長與結構轉型時期，這為中國與周邊國家新型經濟關系的確立創造了條件。目前，周邊國家或地區正處于工業化進程的不同階段，有的在從農業國向工業國邁進，有的在從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向中高級階段邁進，有的在從工業化的中高級階段向后工業化階段過渡。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經濟處于快速增長與結構轉換的巨變時期。在這一過程中，不同國家面臨的問題有所不同，如資金短缺、基礎設施短缺、技術短缺、部分制度或政策短缺等。為解決上述問題，周邊國家正在通過合作以獲得更多的外部資源。

　　2.“一帶一路”戰略的可實施性。絲綢之路經濟帶，即“一帶”戰略所要謀求的是打破傳統的產業分工模式，即資源輸出輸入與制成品輸入輸出的關系，取而代之的是建立起現代的、綜合的、可持續增長的分工關系。從傳統來說，中國與中亞國家的產業分工關系主要是資源與制成品的互換，即中國對中亞國家輸出制成品，中亞國家對中國輸出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產品。這一傳統格局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仍是中國同中亞國家產業分工關系的主導模式，不過，未來雙方需要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將中國中西部地區打造成新一代的“硅谷”。

　　首先，中國中西部地區和中亞國家已經具備向新型經濟關系邁進的條件。中國中西部地區和中亞國家經過長期的發展，已經初步具備了向下一個發展階段轉型的客觀條件（見表1）。 從主觀意愿上看，部分中亞國家并不滿足于現有的產業分工模式，已經提出新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是以推進本國工業化進程、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為新的增長點。2012年哈薩克斯坦開始實施《2010-2014國家加速工業創新發展綱要》，把農業、冶金業以及石油加工、電力、化工和制藥、信息通信和交通運輸、建筑業列為優先引資發展方向。吉爾吉斯斯坦《2013-2017年穩定發展戰略》把交通、電力、采礦、農業、輕工業、服務業等作為重點發展方向。2012年10月烏茲別克斯坦頒布了《關于促進外資吸引補充措施的總統令》，將石化、化工、紡織、機械制造、煤炭工業、醫藥、農產品加工、建材、石油和天然氣勘探等領域作為優先發展領域并提供大量優惠政策。中國西部省區也有類似的發展要求，它們不愿意長期成為東部地區的資源輸出基地，而是要建立自己的高附加價值工業體系。簡言之，中國中西部地區和中亞國家均處于謀求經濟快速增長的階段，這種內在的要求有助于中國中西部地區和中亞國家加強經濟聯系，從雙方經濟發展中獲得益處。

　　其次，中國中西部地區和中亞國家發展的背后有中國東部地區的資金和技術的支持。過去，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一直享有西部地區的資源優惠條件，因而能夠實現快速發展。如今，中國中西部地區和中亞國家同樣需要發展之后的中國東部地區的支持。事實上，中國東部地區也已經具備一定的條件“援助”中國中西部地區和中亞國家，如在資金和技術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支持中國中西部地區和中亞國家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

　　再次，中亞國家具有獨特的“政治”條件。俄羅斯作為中亞5國的重要鄰國，在經濟上難以提供支持它們經濟增長的足夠動力，在安全上依靠俄羅斯、在經濟上依靠中國的格局使得中亞5國有足夠的經濟發展空間。另外，其他國家也已經為中亞國家提供了基礎設施、產業合作、金融等方面的支持或援助，未來的關鍵是如何將現有的條件整合到“一路”戰略中。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路”戰略所要建立的新的增長體系則是對東亞傳統的產業分工體系的改造和創新，能夠提升中國與東亞在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位置，為中國與周邊國家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周邊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仍然沿襲傳統的東亞產業轉移模式，但是具有一定發展水平的周邊國家需要中國以新思維、新產業進行重新架構，以有助于中國和周邊國家產業共同升級、可持續發展。

　　第一，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和部分周邊國家產業分工關系早已形成，具備共同調整和升級產業的基礎和前提。表3列出了中國和周邊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情況，表4則列出了中國與周邊國家未來產業發展的主要內容。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和周邊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在發展經濟的主觀意愿方面具有一致性。

　　第二，其他資源條件，如金融、基礎設施等正在成為產業升級的背后推動力量。在金融、基礎設施、制度以及人文交流等領域，中國與東盟國家經過多年交往已經實現了高度融合。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成，新時期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打造中國—東盟的升級版等舉措正在為中國—東盟產業升級創造制度條件。同時，人民幣在新加坡的成功交易有力地推動了金融領域的融合，為產業升級創造了資金條件。目前正在籌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在為亞洲國家基礎設施的發展、解除產業升級的瓶頸創造環境條件。

　　第三，可資利用的非“一路”沿線國家的內在價值。盡管日本、韓國不是“一路”上的沿線國家，但是它們與“一路”沿線國家存在天然的合作關系，不可能因“一路”戰略的實施而被切斷，從某種程度上說，非“一路”沿線國家和中國在構建與“一路”沿線國家的關系上存在某種競爭關系，未來中國應加強與第三方的合作，盡可能將競爭轉化為合力，共同促進“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比如，日本和韓國在東亞地區所具有的資金技術優勢是突出的，同時它們的技術水平仍在引領亞洲產業的發展，如何將日本和韓國的資金技術優勢整合到“一路”戰略中需要我們改變傳統思維方式。

　　產業園區的建設，不僅有助于建立中國與周邊國家內在經濟聯系的外化平臺，同時也是共同增長體系形成的核心基礎

　　“一帶一路”戰略推行的思路及對策建議

　　“一帶一路”戰略涉及眾多國家、眾多領域以及眾多環節，中國應主動為“一帶一路”國家提供可持續增長的支持，以此促進自身和外部國家的共同增長。

　　第一，通過深度經濟體制改革，擴大內需，以此對周邊國家形成較大的產品需求市場，拉動周邊國家的經濟增長。實際上，在中國將部分產業遷移到周邊國家之后，自然會形成相應的消費需求缺口。同時，中國需要采取擴大內需的分配體制改革，讓民眾內在的消費潛力得到應有的釋放，進而擴大對進口產品的新增需求。市場至少在未來一定時期內是中國維系周邊經濟關系的主要力量。

　　第二，繼續發揮一些慣常的手段，如貿易和投資，進一步密切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聯系。例如，加大中國與外部國家之間產品和服務的相互進口，以此形成中國和外部市場之間的對稱性的相互支持。目前的關鍵是將進口的產品結構從原材料、中間產品、資本品轉化為消費品。再有，中國應繼續加大對周邊國家的投資，在支持周邊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有利于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這里的重點是加強產業園區的建設。產業園區的建設，不僅有助于建立中國與周邊國家內在經濟聯系的外化平臺，同時也是共同增長體系形成的核心基礎。

　　第三，加大金融合作，有助于人民幣走出去。可考慮建立以新疆為中心的西部金融中心，用于滿足中國西北地區與中亞5國的貨幣金融需求。另外，建立中國上海、中國香港與新加坡三地聯動的服務人民幣走出去的金融體系，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在周邊國家的使用規模。

　　第四，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是建立中國與周邊國家聯系的硬件通道，也是民心溝通的“軟件通道”。由于這方面的投入巨大，非一國國力可承擔，需要周邊國家及各個機構共同“投資入股”。為此，需要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基礎，加強與主要周邊國家銀行、企業等的合作，盡早彌補基礎設施的關鍵缺口，從而使“一帶一路”得以早日惠及民眾。

　　第五，盡管目前面對來自美國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挑戰，但中國仍需要繼續加快區內市場整合的進程，以此擴大地區市場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目前仍處于碎片化的地區市場遠遠不能滿足區內成員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應對全球風險的要求。以中國—東盟的關系為例，基礎設施短缺無法滿足當地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客觀要求；在貿易投資領域仍存在較大的障礙，不利于中國—東盟之間的貿易投資往來。貿易投資等問題尚且如此，國內政策體制銜接等更需要進一步地商討，目前中國—東盟之間經常存在國內政策銜接不到位進而影響雙方已有的合作協議執行的問題，其他如人員往來包括簽證等方面也在阻礙人員交往的擴大等。

　　另外，作為一個大的系統工程，“一帶一路”的戰略目標難以在短期內實現，因此“早期收獲”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推進點。在重點國家、重點領域和重點合作機制安排上應大力體現“早期收獲”的安排，一方面有助于實現“一帶一路”戰略的推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國與外部經濟關系的深化。當然，這里有必要加強階段性成果的設計與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