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訊(記者沈楊) “國服”的定義：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形象和政治符號。
歷史上，各國統治者都很重視服裝的政治含義和社會管理功能。尤其是中國，這方面更加突出。《易經?系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歷來朝代更替，首先易服，重新制定服飾制度，規定君臣及各級官員的穿戴。
“國服”一語最初出自遼代，是相對于中原漢民族服飾，對契丹族官吏服飾的稱謂(遼代初期，貴族禮服分為二式：“漢服”和“國服”，漢服又稱“南班服制”，“國服”又稱“北班服制”。)
近現代以來，隨著世界各國陸續進入民主社會，傳統的服飾制度退出歷史舞臺。西方服飾文化也隨著西方強國的殖民擴張，與先進的科學技術一起在全球范圍普及。除少數國家仍部分地保持著傳統的民族服飾外，大多被西方服飾文化同化，形成現在這種不分國籍和民族的國際通用服飾。服飾上的國際同化大大促進了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同時也適應于大批量工業化生產和銷售，大大加快了流行的速度，縮短了流行周期，促進了經濟增長。從一個側面為全球經濟一體化鋪平了道路。但另一方面，這種同化現象也摧毀了許多服飾文化，使服飾產品出現同質化，缺乏個性和文化特征，與人民不斷增長的、強調自我的個性化需求形成矛盾和反差。于是，各國設計師都把目光聚焦于富有個性的民族服飾文化上，研究、保護、弘揚那些被歷史拋棄的傳統服飾文化和瀕臨滅絕的少數民族服飾文化。從中汲取靈感，挖掘思想，創新形式和內容，推出風格獨特、個性突出的新設計。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衣生活質量逐步進入小康階段。人們在穿著方面越來越講究，民族自信心極大提高。于是，也開始不滿足目前這種國際服一統天下的局面。特別是在一些國際禮儀場合，總覺得缺少裝備自己的能代表國格的禮服。“國服”的概念可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又一次被提出來——前幾年，就曾在學術界發起過關于“國服”的討論。當然，這里說的“國服”與最初遼代的“國服”顯然含義不同。
一般來講，要成為“國服”，首先要得到本國絕大多數民眾的認可，這種認可不是靠行政命令或某種規章制度的強制，而要與國民的民族性格、民族利益、價值取向相吻合，這有一個歷史積累的過程，也需要一個歷史的機遇，是一個民族自己的選擇，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其次，還要得到周邊國家甚至是敵對國家的承認，這是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國度、不同民族文化差異性的體現。服裝作為一種非語言性的信息傳達媒體，以其具體的視覺形態對不同群體的人進行標識性的區別;另外，要成為“國服”，還要與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相關，一定是某位或某些歷史人物在某種目的驅使下帶頭穿用，又因某些決定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重大歷史事件而被歷史地啟用、發展、弘揚和普及，最后成了這個國家最具文化特征的代表性裝束，因而，也就形成鮮明的甚至是強烈的排他性。
從這三個層面看，我認為：只有中山裝和旗袍具有作為“國服”的資格。
中山裝實際上是一種西式男裝，是孫中山先生吸納日本學生裝和陸軍士官服的特點，與僑居橫濱的寧波裁縫一起設計試制出來的。而日本陸軍士官服又源自西方的軍服(日本的軍服于1867年模仿法國教官的立領制服，1886年又模仿德國軍服，均為立領。一直到1925年以后，才將立領改為直翻領)。可見，中山裝其實是西方服飾文化東傳的結果。但隨著20世紀前半葉中國民主主義革命、20世紀中葉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山裝不僅被賦予強烈的政治色彩，而且得到空前的普及。冷戰時期，歐美稱中山裝為“毛澤東式”，日本稱之為“人民服”。也就是說，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洗禮，這種源自西方軍服的中山裝已經被中國化了，成了中華民族新的象征和一種政治符號。
旗袍本是滿族人的袍服，在清代是不允許漢族穿用的。清王朝被推翻后，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旗袍逐漸吸收西方服飾文化理念和時尚潮流，以嶄新的面貌得到國人青睞，在國內各大城市上流社會和一般市民當中大范圍普及，形成鮮明的民族特色，被國際公認為chinese dress。直到目前，還沒有哪種傳統衣服能取代其地位。
一說到“國服”，大家立刻會想到日本人的“和服”，韓國人的“韓服”(但在日韓是否稱其為“國服”尚不清楚)。無論是和服、韓服，還是旗袍，這些可被稱為“國服”的都是離現代最近的傳統服飾。也就是說，很難從遠離現代的中古或遠古傳統中去尋找符合現代人生活需求的“國服”。
另外，拿旗袍與和服、韓服相比，也會發現旗袍具有一定的優勢：
1、從使用功能上看，旗袍是一件前開式的連衣裙，是中國傳統服裝向現代過渡最為成功的案例，與現代人的生活較為合拍，無論是禮儀場合，還是日常生活，甚至在工裝制服當中都能看到其蹤影，也就是說，它能適應現代生活需求;
2、從設計角度看，旗袍造型非常經典，個性鮮明，但又沒完全固化，為創新設計留有余地和空間，不像和服和韓服已經定型;
3、從文化層面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民族形象的代表，旗袍表現出鮮明的文化屬性。但在其現代化過程中，又吸收了許多西方服飾的審美原則、造型理念和技術，這使它變得不那么純粹，也不那么古板。保持著與時俱進的生命活力，這是其能夠持續發展的基礎。
今天的話題是“國服”，但如果視野放開一點，就會發現：其實許多國家并沒有“國服”，尤其是一些現代強國，如：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等。這不能不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要提出這個概念呢?是為了表明我們強大?還是表明我們愛國?還是因為我們要弘揚傳統文化?
談到傳統，我們都會為之驕傲，因為中國是個文明古國，歷史悠久，文化積淀豐厚。但我們在繼承傳統時，又往往感到迷茫，因為我們的傳統太豐富，該繼承哪個呢?而且，我們不僅擁有五千年文明史，還有五十六個民族，“包容”、“兼收并蓄”，不僅是我們的美德，也是我們的民族精神，我們的傳統從來就不是“狹隘的”，從來就不那么“純粹”。從服裝史上看，從古到今，我們至少經歷過五次大的變革：1、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對胡服的引進(這是中原農耕文化對北方游牧文化的學習);
2、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文化交流與融合、北魏孝文帝對中原漢族服飾文化的推崇(這是對先進文化的學習);
3、 大唐盛世——與西域文化的交流，各種胡服盛行;
4、 元蒙和滿清兩個少數民族統治時期——游牧文化對傳統文化的影響和豐富;
5、 辛亥革命以來——西方服飾文化的影響。
由此可見,中國服飾文化具有以下特點:
胸懷博大 內涵豐富 與時具進 可持續發展
傳統并非一成不變，而是一直在改變、積累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現在也正在為未來創造新的傳統。上個月，我們學院在奧加美術館舉辦了一個題為：“正在改變著的傳統”(曾引起爭論)，其實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當今社會情況下，除了制服，很難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人為規定什么“國服”，因為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服飾流行，五彩繽紛，變幻莫測，轉瞬即逝。正因為這樣，我們的生活才如此豐富多彩，無拘無束。趙國人、唐朝人穿上胡服并沒變成胡人，今天我們西裝革履也還是中國人。那為什么要用某一種樣式(像制服一樣)來統一和限制人們對于生活的創新呢?這樣的想法和思路是否有點“out”了呢?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提出來供大家一起思考。
但是有一點必須肯定：在服裝設計中，挖掘和弘揚我們的傳統文化是非常必要的，這是我們炎黃子孫的責任和使命，也是設計創新的源泉所在。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在研究、挖掘和弘揚傳統的過程中不要忽視目的，不能為了挖掘而挖掘，更不能被傳統所束縛，我們的目的是為現代人的生活服務，是創新。我們不能把照搬、復制過去的經典，拷貝傳統符號當作設計創新。所謂“繼承傳統”，弘揚傳統文化，主要是在服務現代生活中創造性地運用傳統精神和技藝進行創新，而不是簡單地復制和再現歷史，制作一些缺乏時尚感的，類似戲裝或“山寨文物”一樣的東西。
總之，這是一個艱巨的課題，也是一個永恒的課題，所謂“古為今用”，“溫故知新”嘛!
張總長期以來在這方面苦心鉆研，取得了可喜成就，我們當代的許多設計師也都在這方面付出了艱辛和努力，讓我們大家感謝他們!支持他們!也希望他們今后取得更大成就，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人類服飾文化的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