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許可法》明確規定，企業自己能夠解決的、市場和行業組織能解決的、政府事后懲罰能夠解決的事項不能設立行政許可。在我國的服裝出口乃至其他產品的出口中，質量控制明顯是企業事務，并且企業有壓力、有動力、有能力、有機制比政府機構做得更好，為什么政府部門還要多此一舉進行法定商檢呢? 這是不是既違反了我國有關法律，又背離了我國政府職能定位，還不具有基本的合理性? 

　　不得不說的是，有關部門一再以出口產品存在質量問題、有“奸商”、防止“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等作為法定商檢的理由，這已經嚴重背離了基本的法治精神和政府監管原則。難道能夠因為“人人都是潛在罪犯”，而把所有人都關入監獄嗎? 

　　極為荒謬的是，我國政府花費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進行出口商檢，國外進口商卻幾乎從來都不認同我國的出口商檢證書(實際上商檢部門也沒有規范的商檢證書可提供)，我國與其他國家多半都沒有相互承認對方檢驗檢疫結果的協議，所以無論是進口國政府還是進口商，都是要么自己檢驗、要么委托第三方認證機構檢驗。有些進口商聽說中國政府還有這么一個機構在為他們服務而感到匪夷所思。實際上，我國商檢機構出具的商檢合格證書，實際功用只不過是個通關單，只是對于我國海關放行有效(所謂蓋章通關)，也不對外提供。筆者調查的幾乎所有出口企業都表示，如果發生了質量糾紛，我國商檢機構的合格證書根本不能作為質量合格的證明，連我們自己的企業都不會以此為依據拒絕對方因為質量問題索賠。 

　　那么，我們不能不問：我國政府提供這樣的供需雙方都不認可的法定檢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出口商檢成企業負擔 

　　筆者在多個行業的調研都發現，法定出口商檢不但對出口產品質量提升沒有發揮正面作用，反而給出口企業造成了沉重負擔。 

　　筆者調查的一家中等規模服裝出口企業，年出口額4500多萬美元，2012年的商檢費就40多萬元，這還是在取消了第四季度的法定商檢費的情況下。目前我國服裝出口利潤率很低，一般在3%上下，如此推算，商檢費竟然高達該企業利潤的6%以上! 

　　更大的問題是，還有更多的隱性成本。由于出口貿易的特點，出貨期非常重要，多一道法定商檢程序，給出口企業造成了極大困擾。企業為了按時出貨，不得不忍受某些商檢官員的刁難和勒索，甚至不得不進行商業賄賂。服裝出口日益趨向小批量、多款式、快出貨，受此影響更大，有時商檢官員專抽新款、高價的服裝作為樣品檢驗，幾乎就可吃掉了這批貨的利潤。對于偏遠地區的中小服裝企業，接送商檢上門檢驗，更幾乎成了不能承受之重。 

　　筆者調查的兩家服裝生產企業，都表示商檢從未給他們提供過商檢質量標準，上門檢測都是做些衣服規格、對條對格、污漬、破損、紐扣鉚釘是否牢固、是否裝箱、紙箱嘜頭等是否和資料一致之類;每月做一次指定實驗室的面料成分和甲醛檢測，每年對面料做一次成分、甲醛、偶氮、色料度的全套檢測，也不給企業出具質量報告。這些最低限度的質量檢驗，只不過是出口商、進口商、生產企業的日常事務，企業早都自己做過，而事實也是，商檢從未發現企業自己沒發現的質量問題。 

　　但費用確實照收不誤。收費標準為：品質檢驗費，以前按貨值1.5‰，如今按0.8‰收取，已算是政府“支持”企業出口;其他費用每單約40元(上述兩種為商檢部門收取，即所謂收支兩條線的財政收費部分);商檢代理費，每單80元，代理公司收取(此中貓膩甚多，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開代理公司的;也不是明面上的80元一個標準，筆者調查中了解到的最高一單收費是1500元，原因想必大家都能明白);每月一次的面料檢測，515~1000元;每年一次的全套檢測，1000~1400元。 

　　如此算下來，兩家企業中，一家去年三個季度的費用是7萬多元，一家是11萬多元。此外，還有車費、餐費、商檢協會會員費(2000元/年)等額外費用。我不明白的是，為何政府去企業服務，需要企業付交通費?要不就派車接送。商檢官員自己開車，居然還要每次收取車費幾百元。 

　　從服裝出口的法定商檢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機構的這種質量檢驗行為是行政權力介入了企業事務，侵犯了企業的自主經營權，增加了企業負擔，又沒有對出口產品質量控制提供任何實質性的幫助，反而成為我國自己制造的出口貿易壁壘。業內企業普遍反映，出口法檢已經成為我國貿易便利化的最大阻礙，嚴重制約了我國服裝出口競爭力的提高。 

　　筆者還不明白的是，為何法定商檢至今還能廣泛存在并且日益擴大，甚至成為最有實權、最有油水的政府機構之一?國內產品質量監管，一直是國人憂心忡忡的重大問題，高層也高度重視，國家質檢總局保證國人消費安全責無旁貸，卻為何屢屢失職，導致嚴重質量問題層出不窮，但同時又把寶貴的行政資源配置在毫無意義的出口法檢上? 

　　筆者還有個疑問，李克強總理說目前國務院各部門還有1700多項行政審批，本屆政府要取消三分之一以上，那么，出口法檢是在取消之列嗎?國家質檢總局能否上遵中央、下順民意，勇于革自己的命、削自己的權，放權于市場、讓利于企業，大規模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法定商檢，而把工作重點和行政資源轉到進口動植物和衛生檢驗檢疫尤其是國內的質量監控上?若如此，則國幸甚、民幸甚、企業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