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今年的主題，我主要是談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就想談一下三中全會的決定中的一句話，也就是說要站在一個歷史的新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因此就會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對紡織人來講現在究竟站在一個什么樣的歷史的新起點上？

 

    因此，我想論壇過去的九年，我們紡織人究竟經歷了什么？九年前是2005年，2005年我們紡織人經歷了什么？我們經歷了匯改，匯改對紡織人來講是刻骨銘心的變化，就是人民幣大幅度升值，升到今天，累計升級了36%。

 

    第二個對于我們紡織來講，有著刻骨銘心影響的是什么？就是當2005年是全球紡織一體化的70年，全球紡織業取得的成績開放了，中國例外。也就是中美的協議和中歐的協議分別使紡織業面臨著滅頂之災的貿易的制裁和沖突。

 

    第三是2005年我們經歷了“劉易斯拐點”的轉變，對紡織人來講，低成本是我們的優勢，1995到2005年在珠三角一項調查，農民工的工錢10年增加幾十塊錢。也就是我們經歷了一個劉易斯的拐點之前的勞動力成本，即長期保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農民工的實際收入在高增長時期是持續下降的。這個事實在2005年結束了。因此，今天我們紡織人的卓越很大程度是跟過去九年我們所經歷的調整、沖擊、動蕩直接相關。

 

    再說2007年發生了什么？為什么在2007年三季度，美、日、歐的進口增長沒有下降。反而整個國家尤其突出的是紡織服裝鞋類的出口出現了大幅度的下滑？一是2007年我們經歷了減順差的措施；第二是我們經歷了新的《勞動合同法》。第三是我們經歷了產業的調整，12個產能過剩部門的調整和整個國家結構調整的壓力。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紡織人所受到的沖擊要明顯早于美國金融危機。

 

    第三個時間點也就是我們能夠看到2009年美國危機的影響。

 

    關于我們紡織人所受到的沖擊，2012年是關鍵的一年，對紡織人或者對整個國家都是一樣的，也就是2012年我們紡織人經歷了要素成本的上升，全球需求的萎縮和產能嚴重過剩的調整壓力。經歷了棉花價格倒掛，人民幣升值加速和勞動力成本加速的影響。同時經歷了摩擦加劇和歐美的再工業化所產生的產業回歸和產業對外轉移。

 

    另一方面，我們紡織人面臨的市場被各種各樣的自由貿易協定切割，四分五裂。2012年我們講的所有的減速，從所有的變化中我們發現2012年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么我們就要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什么這么的困難，而GDP從過去十年年均增長10.7%降到7.7%，就業卻會增加。回答的道理很簡單，也就是紡織人過去十年，或者過去九年的表現告訴我們，誰結構調整早調整誰就早主動。

 

    回到現今，也就是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這個階段。對于紡織人來講，我的期待是從2014年是紡織人一步一步用自己的行動贏得改革紅利的起點。就是把過去35年的數據按照三個大類的分類，一是能源工業，一是基礎材料工業，一是紡織業在里面的成品和半成品的行業。從過去35年分析不難發現，我們紡織人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最快的時期是哪個時期？是南巡到入世這個時期。為什么1992到2001年我們紡織業和整個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最快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改革。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也就是我想講的第一個問題，過去的九年紡織人確確實實站在了一個需要改革調整，轉型升級的方式來贏得我們生產率增長的新時期。那么，我們會發現，從出口的情況來看，有幾組數據，在同樣的政策環境和外需環境下，去年紡織品、服裝、鞋類，我們的出口增長率是11.5%，明顯高于機電產品的出口增長率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增長率。今年預測說紡織、服裝、鞋類出口的增長率會高于去年，有可能會達到13.4%，也會明顯高于機電產品今年的出口增長率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的增長率。另一方面，無論是去年還是今年，在所有的形勢方面，民營企業的出口增長率顯著高于外商投資企業和國有企業。也可以發現，以國內企業為主的一般貿易的出口增長明顯高于外商投資企業為主的加工貿易出口的增長。因此，所有的數據都給我們一個信息，就是目前確確實實到了一個歷史的新起點上，它的結構，它經濟的內在規律正在發生一個根本性的變化。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對于紡織人來說，我們現在紡織產業正處于新舊增長模式轉換的一個關鍵的時期。也就是要繼續關注紡織產業的數據，我個人的建議是2012年之前是舊模式的趨勢線，2012年之后是新模式的趨勢線。我們每一個企業，每一個人都要回答，我是繼續停留在2012年之前的模式，我還是轉向未來35年我們需要探索形成發展的新模式？